[機智]19歲的張馨性格豪爽，頗有男孩子的膽氣，獨獨怕螞蟻，從不敢坐在草地上，每到一個地方，她必須先仔細地檢查有沒有螞蟻。不過，她可沒有膽量檢查，必須由朋友先完成這個任務。

[機智]24歲的梁雨不敢和人對視，因為“誰都能從我的眼睛里看到一些不對勁”。他也不愿意上街，因為他覺得大街上的人都在議論他。

[機智]34歲的方菲和丈夫吵了一架后，癱在床上不能動彈了，她的腿失去了知覺，但醫院怎么都檢查不出問題來。后來，一名心理醫生給她注射了一針“特效藥”——其實是生理鹽水，讓她的腿重新恢復了知覺。但前不久，在對7歲的兒子發了一場大脾氣后，她的胳膊又失去知覺，不能動彈了。

…………

以上案例都是典型的神經癥，張馨患的是螞蟻恐怖癥，梁雨患的是對視恐怖癥，而方菲患的是癔癥。這些形形色色的、難以理解的神經癥癥狀會給患者帶來巨大的苦惱，幾乎每一名強迫癥患者都強烈希望能消除自己這些奇特的癥狀。

但是，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·派克在他的《心靈地圖》一書中宣稱：“（神經癥的）癥狀本身不是病，而是治療的開端……它是來自潛意識的信息，目的是喚醒我們展開自我探討和改變?！?/p>

神經癥在幼年時播種成熟期發作

神經癥又名神經官能癥，是最常見的心理疾病，患者有持久的心理沖突，并為此深感痛苦，但其戲劇性的癥狀常缺乏明顯的現實意義，而且沒有任何可證實的器質性病變基礎。

患者也罷，周圍人也罷，很容易關注患者富有戲劇色彩的癥狀。不過，按照精神分析的觀念，雖然患者為神經癥的癥狀痛苦不已，但這其實只是一個象征，問題的核心在于患者的一些創傷體驗。只不過，這個創傷體驗主要并不是源自此時此地的創傷事件，而是產生于幼年發生的一些創傷事件。

當時，對于嚴重缺乏人格力量的小孩子來說，這些創傷是“不能承受之重”，如果直面它會遭遇心理死亡或實質死亡。所以，幼小的孩子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心理防御機制，扭曲創傷事件的真相，將其變得可以被自己所接受。從這一點上講，神經癥是一種保護力量，可保護幼小的孩子度過可怕的童年災難。

同時，當時的創傷體驗就會成為一個“膿包”，被壓抑到潛意識中“藏”起來。等當事人長大后，再一次遭遇到和童年類似的創傷事件——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，“藏”在潛意識中的“膿包”就會被觸動，并最終表現出相對應的神經癥。

并且，奇特的是，盡管神經癥一般是在五歲前就埋下了“膿包”的種子，但一般都要等到當事人足夠大時——譬如青春期或成年才發作。這是什么道理呢？

美國心理學家斯考特·派克認為，這是生命的一個秘密。童年的痛，弱小的我們無法承受，必須扭曲，以保護自己。但當神經癥真正展現的那一時刻，我們其實已經長大。這就好比是，戲劇化的神經癥癥狀是在提醒我們，喂，你長大了，有力量了，別逃了，現在是正視童年那個不能承受之痛的時候了。

創傷越早，患病越重

心理疾病從輕到重可以分為三類：神經癥，如抑郁癥、強迫癥、社交焦慮癥和廣場恐怖癥等；人格失調，如表演型人格障礙、自戀型人格障礙、反社會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等；精神病，如精神分裂癥、躁狂抑郁癥等。

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，五歲之前的人生階段是人格發展的關鍵階段，一個人的人格在這一階段被基本定型，如果兒童在這一階段遭遇嚴重創傷，他就會埋下患病的種子。如果以后的人生階段再一次重復了類似的創傷，他就可能會爆發相應的心理疾病。

一些精神病患者到了成年才發病，但其患病基礎一般可追溯到出生后九個月，他在這一階段沒有得到父母的呵護，他們的病情可以用數種方法緩和，但幾乎不可能治愈。人格失調的患者被公認是嬰兒期得到完善照顧，但從其九個月到兩歲時未能得到很好的呵護，因此他們的病情雖然比精神疾患輕微，但仍相當嚴重而不易治愈。神經官能癥患者則被認為是幼兒期受到妥善照顧，直到兩歲之后才因故受到忽視。所以一般認為神經官能癥情節最輕，也最容易治療。

[機智]案例：大企業副總得了恐艾癥

神經癥的癥狀是如此富有戲劇性，以至于神經癥患者的人生常常變成一團迷霧。在接下來要講的這個案例中，我們會非常清楚地看到這種復雜性。

2013年11月，在某心理咨詢中心，51歲的盧斌無比焦慮地對咨詢師瞿瑋說：“瞿醫生，請你務必再幫幫我，我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?！?/p>

這是盧斌第二次到瞿醫生這里尋求治療了。上一次是三年前的夏天，瞿瑋還記得盧斌來到咨詢室的情形：這個個子約一米八，帥氣、干凈、身材勻稱、彬彬有禮的中年男人剛坐下來，就以非常急迫的語氣說：“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擔心自己得了艾滋病?！?/p>

表面上怕染上艾滋病，實際上焦慮不能升職

原來，盧斌是一家企業的副總經理，家庭觀念極強的他一直潔身自好。然而，數月前，因為要陪外商，在一名客戶的極力慫恿下，盧斌和一名小姐發生了性關系。沒過多久，盧斌發現自己的生殖器部位有些不舒服，去醫院一檢查，發現感染上了尖銳濕疣。經過治療后，他的身體很快恢復了正常。不過，事情不僅沒有結束，反而成了噩夢的開始。一次，盧斌在報紙上偶爾看到一段文字說“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”，心里一下子緊張起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檢查，每一次結果都證實是陰性，一個又一個的醫生對他說，盡管他們不能百分百地保證，但他的尖銳濕疣轉換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。然而，這一切檢驗結果都不能化解盧斌的擔憂，他的焦慮情緒越來越嚴重，先是不斷做噩夢，接著整夜整夜失眠，最后出現了驚恐發作——恐懼到身體顫抖、出冷汗，甚至有瀕臨死亡的感覺。一名醫生懷疑盧斌是心理因素作祟，于是建議他去看心理門診。

“你這是恐怖癥的一種?？植腊Y的內容各式各樣，有人怕臉紅，有人怕開闊地帶，有人怕閉塞空間，有人怕蜘蛛，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?！毙睦碜稍儙燊默|說。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只是一種象征，并無現實意義，患者真正擔憂的是其他方面的內容。

第一次治療時，瞿瑋先給盧斌開了一些抗焦慮的藥物。吃了一周藥物后，如期而來的盧斌在咨詢中找到了他的真實焦慮：擔心落敗換屆選舉。

盧斌回憶說，在恐艾癥爆發前，公司啟動了換屆選舉程序，他和另一名女副總是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。一開始，盧斌自信爆棚，他認為自己的業務能力明顯高于對手，當然應該是總經理的不二人選。但是，隨著選舉的進行，他逐漸發現，相對于有點清高的自己，善于搞人際關系的女副總得到了更多的支持，優勢日益明顯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盧斌看到了“性病有可能會變成艾滋病”這段文字，“恐艾癥”隨即爆發。

在治療中，瞿瑋幫助盧斌明白，他對艾滋病的恐懼其實是由換屆選舉引發的焦慮的“置換”。也就是說，對艾滋病的焦慮是一種“幻象”，只具有象征意義，對換屆選舉的擔憂才是真實的。因為不能很好地面對換屆選舉帶來的焦慮情緒，他于是玩了一個“偷梁換柱”的游戲，把選舉焦慮變成了“恐艾癥”。只不過，這種游戲是他的潛意識在起作用，盧斌自己并不明白。

盧斌接受了瞿瑋的心理分析。接下來，瞿瑋給盧斌開了抗焦慮藥，并結合認知行為模式的心理治療，主要是通過與瞿瑋辯論，讓他領悟到自己癥狀的荒謬性，最終徹底化解了盧斌對艾滋病的恐懼，這前后大約花了一年半的時間。治療的效果不止于此。在公司換屆選舉中，和預期的一樣，盧斌果真敗給了那位女副總。不過，盧斌現在沒有了不服氣的情緒。相反，他看到了女對手的優秀之處，開始由衷地欣賞她的為人處事能力和領導才能，兩人的關系反而改善了很多，這一時成了公司內的美談。

來源：武志紅《為何家會傷人》